我们做暗访调查可能会发现普通人犯了错,甚至触碰了法律红线,这意味报道一旦发出来,他们就会受到处罚。某种程度上,记者往往都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。好比电影中观察报记者率先曝光了乙肝代检的产业,导致整个犯罪团伙被端掉。其他人可能认为,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,但我觉得他心里应该会有一种愧疚感。徐展雄则认为,“电影是一群有所感的人共同创作出来的,从消费端来说,每一部电影都是和一批人的共鸣,《盗火者》在创作过程中,虽然我们这个谍战故事是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但里面少年自我抉择命运的叛逆、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友情、执行任务时超越年龄的勇气和智慧,都和当下的年轻人极其相似,相信他们的少年意气和理想情感,可以跨越时代,和当下的年轻人达成心灵共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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